書名「鴻」，來自母親的名字「德鴻」，而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涵括：生下「鴻」的姥姥、母親「鴻」、和作者「我」——「鴻」的二女兒（作者張戎，原名「二鴻」）。「鴻」，是天上翱翔的大鳥，展現盛大，也借指書信。三代「鴻」用她們的一生編織一封長信，寫給我們這些讀者，和所有歷經那個時代的人。
二十世紀中期局勢動盪，在中國，軍閥割據、對日抗戰、緊接著國共內戰，江山數度易主，市井小民的生活就是要學著努力在夾縫中求生存。「鴻」一家的故事於此開展：姥姥長得美，一雙小腳裹得嚴實，在父親的刻意安排下，嫁給了軍閥薛之珩當姨太太。當時的規矩，姨太太的孩子是大房的孩子，姨太太是財產，老爺死了只能任憑大太太發落，或賣或娼；然姥姥不輕易向命運低頭，帶著孩子東躲西藏，熬到薛之珩臨終前「放她自由」，後找到人生伴侶醫生夏瑞堂，用一雙小腳走出了自己的路。
母親「德鴻」經歷滿洲國次等公民的統治和國民政府的腐敗，中學時期祕密幫助共產黨傳遞消息，承繼了姥姥的韌性和軍閥生父的狠勁，十七歲被關進國民黨大牢，刻意被帶去看人受刑，而後被蒙眼抓去和死刑犯並排站著，槍聲、倒地聲，德鴻半步不退，連軍官也震懾。十七歲女學生的名聲傳揚出去，間接促成了她的婚姻，嫁給了共產黨官員張守愚，生下二女三男，展開波瀾壯闊的一生。
故事的第一人稱——二女兒張戎，在「新中國」長成，享受過特權，也遭受過磨難，1978年成為第一位從四川到英國的留學生，後定居英國。1988年，母親遠赴重洋探視女兒，在遙遠的他方，母親第一次講述她的生平、姥姥的生平，在「政治正確」下被壓抑了數十年的話語，一口氣爆發出來。母親日講、夜講、在家裡講、在旅途講，張戎上班時，母親就對著錄音機講，數月之後，母親留下數不清的故事和長達六十個小時的錄音帶，推動這部作品的完成。
整體的閱讀感受十分迷人，令人欲罷不能。我們既想知道人物的情節發展，又因為已知的歷史害怕故事的推進，讀來時時有驚心動魄之感。我們學習紀年的大事記，卻不知道大時代下的小人物是如何迎向時代的動盪，順著故事，我們彷彿成為主角的家人，和他們一同緊張、期待、害怕、痛苦、絕望、驕傲、破碎和愛。亞里斯多德所謂「詩比歷史更真實」在此成為一個新的註解，透過「鴻」，我們重新認識了中國近代史。
書中從姥姥的三寸金蓮開始寫起，嫁給軍閥為妾、不被祝福的再婚、走馬燈式的換政府、又是一連串的革命、審查、反右運動、大饑荒、領袖崇拜、文革磨難、勞改、父親過世，一直到文革結束，張戎留學，沉澱了十多年後，母親傾瀉而出的話語成為創作的推力，張戎選擇用英語，在異鄉寫下故鄉。
閱讀過程中，屢屢被時代的無情震撼，人命如同螻蟻，生離死別都是家常便飯。其中最打動我的，一是張戎的父親張守愚，無論處於何種磨難和考驗，始終忠於自己的本心，堅持「正確」的選擇，不染半點塵埃。再是張戎的母親夏德鴻，德鴻有自己的是非和理想，也有對伴侶的堅定和情義，然而要作清高之人的伴侶是困難的，在政局的打壓下堅持陪伴「不出賣靈魂的」丈夫更是難上加難，母親的韌性顯出一種人格的高貴。
張守愚是一位正直的人，嚴以待己，也嚴以待自己的家人。妻子夏德鴻從未享受過丈夫的「偏私」，反而事事被以高標準檢視，甚至黨內重要的級別制，父親大筆一揮讓母親連降兩級。以小見大，張守愚的剛正不阿令人敬佩，卻也招來無盡的禍患。文革中，張守愚直言批評政策的問題，後被打為「走資派」，時不時被抓去批鬥、羞辱、暴打、剃頭，甚至被政敵抓去「貢獻」給武鬥的暴徒「開齋」，長期的折磨，不僅讓張守愚的身體每況愈下，更患了嚴重的精神病，病發時甚至暴打妻兒，每天要服二十倍份量的鎮靜劑才能入睡，後被派去喜馬拉雅山脈東面的米易縣「勞動改造」，五十出頭的父親，看上去像七十歲的老頭。
一切的磨難並沒有摧毀張守愚的心志，他依然在想著如何「上諫」，如何經過「考驗」，認為「革命」必定要付出艱辛的代價，相信一切的苦難總有其目的和意義。
其中，家人的愛也成為了張守愚追求理想的底氣，尤其是母親，夫妻之間的情深意重，每每令人動容。「我母親本來有很多理由埋怨我父親：他不邀請她母親參加婚禮；讓她艱苦步行了數百哩；在她處境困難時沒有給她多少同情；當她難產時，不送她到更好的醫院救治。他總是把黨和革命看得比她重要。然而，我母親了解他、敬重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愛他。現在他身陷困境，她更覺得自己要跟他同生共死。不管受到多大壓力，她絕不跟他『畫清界線』。」
直到母親病重的消息發來，上級不准父親前去探視，生命的重擊，泰山也不免為之動搖。「父親當著滿院的人痛哭失聲，他部裡的造反派都愣住了，在他們眼裡，他一向是個鐵人。」三頁紙長的電報：「聞君病重，輾轉不能成眠。待罪之身，不容榻前相伴。不知今生今世能否再見一面！我深知自己『不是個好丈夫』，萬望君勿撒手而去，容我朝暮謝過，以贖前讞。」「朝暮謝過，以贖前讞」字字錐心，令人不忍卒讀。為了理念奉獻的父親，該是如何的絕望與痛心，才以「前讞」定義他的一生。
讀到這裡不免想到韓劇《Live：轄區現場》裡為警界奉獻一生的吳洋村警官，在劇集最後的證詞大喊：「『無論在什麼瞬間都要為國民的生命和安全負責，抱著警察的使命感，比起本人的安危，更應該保護市民，保護國民，那就是警察的本份和使命感。』但現在這一刻，我感到後悔。『別救被害人和同事了，快逃吧！要為你的家人著想，絕對不要強出頭，你的人生，無論是國家、組織還是同事，任何人都不會為你負責⋯⋯大家都逃到輕鬆的職位去吧。』我對自己沒能教後輩這些，除了後悔，還是後悔。是誰把我變成這樣的，到底是誰，把在現場奔波超過25年，靠著使命感，拚命撐過來的我，變得如此微不足道，既懦弱又悲慘？是誰⋯⋯是誰奪走了我的使命感！」
「是誰奪走了我的使命感！」吳洋村警官的呼告痛徹心扉，振聾發聵；但吳洋村還是幸運的，他能夠大聲疾呼，控訴體制不公，宣洩他的委屈和苦痛。張守愚只能沉默，對於政策的磨難、家人連帶受苦，一切只能吞進肚子裡，自是錐心刺骨，寢食難安。唯一一次的情感宣洩，是面對妻子的生死交關，「朝暮謝過，以贖前讞」是一位丈夫對妻子的懺悔，更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對信念的動搖。我們對理想的崇高有多敬佩，就多為理想的破滅而心碎。奧地利籍哲學家讓・埃默里（Jean Améry）說：「任何受過折磨的人，就永遠受折磨⋯⋯任何受過虐待的人都永遠無法自在地活在世界上。我們對人性的信心，在被打了第一記耳光後，就已出現裂痕，然後被受虐的經驗徹底殲滅，再也無法恢復。」張守愚無法發聲，也無力改變世界，只能任由外在的苦難風吹雨打，消磨他的肉體與精神，家人的愛，給了他溫暖與安慰，卻無力回天，父親最終邁向死亡。
其後，生者的故事又將走向何方？張戎反覆想著父親的一生：「想他白費了的忠誠、粉碎了的夢。他不該死，然而他的死似乎又不可避免。他終生為之奮鬥的理想欺騙了他，這欺騙使他無法繼續生存。」父親的原則和困境，帶來痛苦，也帶來崇高。他是歷史長河裡的一個小小身影，卻在張戎的眼裡，無比雄偉。張守愚成為一種示範：我們永遠能在各種情境中做出自己的選擇，當然，必須承擔相應的代價。父親母親的身影、他們走的每一步路，都濃縮在張戎的眼睛裡，潛移默化，成就這一部抵抗遺忘與消亡的大作。至此，「鴻」長出翅膀，飛向遠方。
「鴻」是一個家族的故事，也是整個時代的故事，既個人，又普世，教我們用一種更溫柔的目光，看向大時代裡的小人物。在見識過人性的醜陋與殘暴後，又讓我們看到了善良和真誠，以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強韌，將那些因傷痛散落的靈魂碎片，輕輕地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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