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遊原

　　海萊因的《4=71》，探索雙胞胎神祕心靈感應的科幻設定相當直覺。雙胞胎間的心靈感應聯繫即時，不會因距離而延遲；「歐提賈火炬」的飛船技術則讓星際旅行變得便宜又快速。於是，「長程基金會」得以投入「生存空間計畫」，派遣人類前往宇宙尋找適合居住的新世界。 　　長程基金會發展研究的動機倒是不太符合常情（也更有意思了），因為他們賺錢賺得太快，用錢的速度跟不上累積財富的速度，因此常把資源投入非常遙遠、甚至當下看不出用途的計畫，「生存空間計畫」就是其中一例。 　　對青少年而言，出航是夢寐以求的冒險，但雙胞胎誰該搭上飛船，誰該留在地球？一番波折後，阿湯搭上火炬飛船，阿派留在地球。然而星際旅行不僅只有未知的挑戰，還必須面對相對論揭示的時間差。 　　就物理學而言，如果某個觀測者測得兩個事件同時發生，就稱這兩個事件具有「同時性」。從相對論觀之，「同時」並不是絕對的，「時間膨脹」對高速移動的阿湯而言，旅程經過的時間比較短；對地球上的阿派而言，同一段旅程卻可能已經過去了漫長歲月。也就是說，不同運動狀態的觀測者，可能對同一組事件有不同的判斷。 　　心靈感應是這個故事可以成立的奇怪例外，小說將這種不受時空關係限制的狀態稱為「無關連性」。然而心靈感應雖是即時，大腦本身卻需要時間思考，隨著兩人經歷的時間快慢逐漸不同，彼此之間開始出現「滑移」。滑移，意指心靈感應出現雜訊，最終甚至聯絡不上。其中僅有極少數的人能與地球上的旁枝跨代聯繫。想當然，原本共享相同生命經驗的雙胞胎，終究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當故事進入未知星球的探險，這些物理概念也變成真正的生存問題。有些星球有成為樂園的潛力，有些星球則是危機處處的地獄。在旅途中有人成家，卻也陸續有船員折損，同時期出發的其他飛船更早已失去聯繫，生死不明。 　　繼續前進，意味必須承擔更多未知的風險，但開拓地球未來的遠大目標是旅程無價的理想。現實條件是航行如此遙遠，原本負責與地球保持聯繫的雙胞胎，如今也只剩下阿湯與阿派的後代之間還能維持。若再發生意外，甚至可能無法把探險成果傳回地球。 　　也就在進退兩難的時刻，前面那些看似抽象的研究重新發揮作用。長程基金會原本只是為了解決生存空間問題而投入資源，卻因旅程條件有機會深究心靈感應現象。心靈感應不只是方便星際通訊的超能力，其不受時空條件所限的特性，也帶來思考的革命。心靈感應促成對「同時性」問題的鑽研熱誠，於是達成人類...

　　伊恩・M・班克斯筆下的「文明」（Culture），是銀河中的龐大社會。人類與高度人工智慧共同生活，物質幾乎取之不盡，金錢因此失去意義，人們也不必藉由勞動換取生存。和我們熟悉的世界相比，稱這個消除了貧窮與剝削的文明為烏托邦，似乎也不為過。 　　《遊戲玩家》是「文明」系列的小說之一，也是相當容易進入這套龐大世界觀的敲門磚。主要劇情是跟著傑出的遊戲玩家傑諾．葛古前往阿札德帝國，參加同樣名為「阿札德」的遊戲。這套遊戲牽涉領土、資源、軍事、結盟與機運，更直接決定帝國的官職與階級，最終贏家甚至可能取得皇位。表面上是玩家彼此較量，背後碰撞的卻是不同社會對權力與秩序的理解。 遊戲反映社會所崇尚的價值 　　遊戲可說是葛古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近來他卻有些意興闌珊，好像已經沒有真正「值得玩」的新遊戲。他閱讀古老蠻族留下的遊戲專論，深信一個社會的遊戲能透露其民族精神與思想倫理，顯示該社會的特有精神，葛古對此始終深感著迷。 　　阿札德正是這種想法最極端的驗證。棋盤重現資源分配、軍事調度與領土劃分，遊戲勝負又決定現實中的權力位置，最會玩阿札德的人也就被視為最有資格統治。看似公平，其實是一種循環論證：掌握教育與資源的人更容易成為優秀玩家，而勝利又反過來證明他們「理應」擁有更多權力。坎瑟夫學院院長哈明甚至認為，操縱遊戲、進而塑造現實，本就是統治者的責任。阿札德最厲害之處，也就在於讓政治隱身於「公平競賽」之後。 想要「贏」的渴望 　　「文明」解決了許多熟悉的社會問題，卻沒有讓人的情感與欲望消失。無人機莫林史格提醒葛古，即使沒有貧困與剝削，運氣、心痛、喜悅，人生中的幸與不幸仍然存在。 　　葛古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擁有優渥的物質條件，仍在意紀錄與聲望，追求的甚至不只是勝利，而是前所未有的「完勝」。正因如此，他一時接受莫林史格協助作弊的提議。沒想到莫林史格留下了證據，再以公開真相、毀掉名聲來要脅，迫使他接受「文明」原本提出的任務，前往阿札德。 　　葛古因此帶著幾分被迫踏上旅程，卻並非真的毫無興趣。阿札德真正吸引他的，不只是複雜與難度，而是重新賦予勝負以風險與代價。在「文明」裡，人生鮮少真正有「輸不起」的時刻，是以這一場可能失敗、必須冒險，又足以突破自身極限的遊戲，反而格外誘人。 當你學會遊戲，遊戲也開始改變你 　　葛古出發前便覺得阿札德帝國充滿矛盾。帝國暴力卻多愁善感，野蠻卻又世故，極端富有的同時容許赤貧...

　　「人渣」，對社會敗類的鄙稱，指品德敗壞、行為墮落之人。《人蟻之家》故事裡的核心人物吉澤末男不僅沒有反駁，甚至篤定地想：我們毫無疑問是人渣中的人渣。 　　已是日暮途窮，為什麼不反駁呢？因為他們清楚知道，真正讓自己活不下去的，往往還不是別人如何看待「人渣」，而是一個又一個由金錢直接或間接造成的困境，他們一次次落到必須偷別人的錢、背叛別人的好意的地步。 　　 「如果我有這些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超級善良。」 看過《寄生上流》，大概很難忘記這句話背後的語境。貧困是一片荒蕪，住在擁擠破敗的地方，家庭無法提供照顧，沒能念完學校，也無法建立穩定的人際關係；沒有學歷與工作能力，最後連吃住都成為問題。人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不只是缺乏資源，也逐漸失去想像另一種生活可能存在的能力。 　　這也使書名顯得意味深長。日文原題《蟻の棲み家》直譯是「蟻的棲身之所」，中文版《人蟻之家》則選擇顯現故事中的「人」。末男成長於尚未改建的東京都板橋一帶，該地道路盤根錯節，屋舍擁擠，谷地的地勢常有高低差，谷底低陷地面之下的住處不少見，從路上幾乎只能看見屋頂，像是末男的朋友家就是必須沿生鏽金屬梯一路往下，才能抵達玄關，進入井底般潮濕陰暗的居所。身處社會下層的人，也彷彿真的棲居於土地之下，像螞蟻築巢，通道與結構確實存在，卻不容易被地面上的人看見。 　　末男每次從谷底探出頭來，總會為眼前豁然展開的一小片藍天感到驚異。真實生活的天空當然不會永遠晴朗，但那片藍色始終深植在他的記憶裡。或許也可以說，即使困頓才是生活的常態，末男沒有完全失去對另一種人生的嚮往。 　　望月諒子沒有將《人蟻之家》寫成單純控訴貧富差距的小說。帶著讀者向地下走去的是自由記者木部美智子。當媒體追逐兩名女子遭槍殺的熱門案件，忙著把被害者身世整理成容易傳播的悲情故事時，木部原先投注心力的，反倒是一樁不起眼、手法又拙劣的食品工廠勒索案。 　　她探訪現場、訪問相關人士，也熟練地與警方及其他媒體工作者交換資訊。一般新聞往往必須迅速將事件壓縮成可以理解的故事，諸如誰是被害者、誰是加害者，同時以煽動的標題與報導方向，暗示閱聽者應該對誰產生同情或憤怒。木部美智子的調查路徑與格局卻不肯服從此般社會惰性，她花很多心力把被省略的部分重新展開，追索家庭、教育、工作、人際關係與一次次選擇的來處，重新建立脈絡。 　　在我看來，吉澤末男與長谷川翼，是非常值得玩味與對照...

　　《月光之東》最好看的是人與人的交織，互相觀察映照出的某種印象。 　　作者宮本輝的功力，在於編織這些千絲萬縷的關係，文字精準、恰如其分，吸引人一頁一頁看下去。他利用大量的對話與萬花筒般的人物折射角色切面，避開推理小說容易為情節而服務的生硬角色，凸顯人物的複雜與立體度。一個懸念貫串全作，吊住讀者胃口。我們陷入重重謎團之中渴望撥雲見日，同時共感遭逢巨變的人物如何艱難地整頓自己。然而看到最後，推理的色彩漸漸淡去，反而生出一種理解，理解人的種種面貌與選擇之難，叫我們學會寬容。 　　故事從死亡開始，加古慎二郎的太太突然找上加古的國中同學杉井純造，加古慎二郎不久前在巴基斯坦喀拉嗤的旅館裡上吊自殺了。加古與杉井兩人雖是舊識，但已二十多年沒有來往，甚至沒有參加喪禮，對於加古太太的來訪確實意外。 　　原來出差喀拉嗤的加古先生並非獨宿，而是與一位塔屋米花女士在一起。加古太太手上有五封信封上署名杉井純造，裡面其實是塔屋米花的信件，她才循著信封上的地址找來，想要了解丈夫自殺的線索。塔屋米花、加古、杉井都是國中同學，但米花很早就轉學失去聯絡，對於冒名的信件，杉井先生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自此，小說藉由加古太太和杉井先生兩條故事線，帶我們找尋塔屋米花這位神祕的女子⋯⋯ 沒有使用的車票 　　雖說米花轉學以後就失去聯繫，但杉井先生一直保留那張三十七年前，從糸魚川到信濃大町的車票。米花轉學之前說著「嘿，來找我，到月光之東來找我。」而後漸漸遠去的背影，一直縈繞在杉井心中。 　　那天，杉井買了車票卻沒有踏進檢票口，也沒有把票退掉，而是一直保存著這張無用的車票，幾經搬遷、結婚，都一直帶在身邊。杉井自己也不明白這些舉動的原因，也許是怯懦、不捨，或放不下的迷戀⋯⋯。三十七年後的今天，他終於踏上尋找米花的旅程。一個國中男孩的初心，埋藏數十年後重新跳動。 美貌中有一種淒厲 　　米花從小就是個美女，父親是五官深邃，電影明星一般的美男子，母親有一種沉穩的美麗，一家人以一種格格不入的存在感生活於小鎮之中。父母相差二十幾歲、少與他人往來，加上米花還有一個因腦瘤體弱的妹妹，一家人總是小鎮議論的中心。此外，米花六歲的時候，曾經失蹤兩天，這起事件，也成為米花另一種原罪，和陌生男子獨處兩天的惡意臆測如影隨形。別人口中的米花從來就大過於真實的米花。 　　在訪查的過程中，杉井找到了米花曾經打工過的合田牧場，負責人合田澄惠曾是米花...

⚠️ 本文含劇情關鍵內容，請斟酌閱讀。 　　犯罪應受懲罰，殺人者甚至可能被判處死刑。法律常以「天秤」形象顯現，既是衡量罪責與刑罰，也意味社會在秩序遭到破壞後試圖重回平衡的概念。然而刑期結束，就等於償還了罪孽嗎？依法奪走死刑犯的生命是職責所在，又算不算殺人？犯罪者真的有可能更生，回歸社會嗎？若法律的懲處仍不能平息受害者及其家屬的痛苦，還能怎麼伸張正義呢？ 　　高野和明在小說出道作《十三級階梯》中，把以上諸多問題放進一樁限時的翻案調查。十年前的雙屍命案，嫌犯樹原亮因故失去了案發前後的關鍵記憶，多次上訴皆遭駁回，只在死刑逼近之際模糊想起自己當時爬上一段階梯；曾兩度參與死刑執行的刑務官南鄉正二，則因那些死亡現場再也無法安眠；因傷害致死罪入獄、正在假釋中的三上純一，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可能更生。 　　匿名委託者提出高額報酬，希望重新調查樹原亮的案件，南鄉找上純一同行。兩人既必須與時間競賽，也在勘查的過程裡，被迫坦誠面對自己的內心與難以迴避的過往。 一段通往死亡的階梯 　　「十三級階梯」從書名便帶著走向死亡的意象，也與死刑一步步推進的程序相互呼應。高野也將「階梯」化為案件裡的謎題：樹原失去大部分記憶後，唯一重新浮現的，就是自己曾在死亡籠罩的恐懼中爬過一段階梯。 　　南鄉與純一只能從這個幾乎不能稱為證據的印象開始調查，但調查途中不斷出現新的可能，像是犯案手法相似的連續案件、曾與被害者接觸的其他更生人、鉅額遺產背後可能的利益糾葛，以及其他同樣看似說得通的嫌疑，不斷放出將讀者注意力引向錯誤方向的煙幕。 　　我們總得替零碎的事實安排因果，才能理解一樁案件，但人的記憶、情緒與行為，難以被簡單拆解的單一訊號來判別真偽。說實在的，即使透過腦波影像或其他生理反應，我們或許能觀察人在某個時刻的緊張與變化，卻很難直接從中讀出嫌犯是否說謊的結論。 　　司法所面臨的挑戰，即是必須從證言、記憶、物證與人的行動之間，重新建構一套最可能發生過的故事，錯誤的因果推理，同樣可能顯得嚴密合理。真相的追索需要時間，偶爾還需要一點好運，死刑卻沒有事後修正的餘地，死刑後才出現的證據，都只能成為遲來的遺憾。 依法讓一個人死亡，就不算殺人嗎？ 　　高野和明安排了南鄉這個人物，使「國家有沒有權力殺人」這類抽象問題，落到真正必須替死刑犯套上繩索的刑務官身上。南鄉曾經兩度參與死刑執行，即使事前已充分讀過死刑犯的犯罪紀錄...

　　潔若婷．麥考琳（Geraldine McCaughrean）的《荒島男孩》（Where the World Ends）取材自真實歷史。1727年，蘇格蘭聖基爾達群島，島民從赫塔島前往外海「戰士岩」，戰士岩是柱狀島礁，其上有候鳥成群休憩。善於捕鳥的島民原定取得鳥肉、羽毛與油脂後返還，然而固定的季節計畫卻變了調——約定的船隻遲遲沒有出現。 　　一群人必須在資源有限而遺世獨立的地方活下去，原有的信念將在極端環境中備受考驗，可以說是典型的荒島小說舞台。不管是深不可測的宗教與命運，抑或主宰群體的權力關係，甚至是人性善惡的大哉問，都將在看似永無止盡的絕望時光裡殘忍浮現。 　　然而《荒島男孩》不僅著眼存活的努力，也嘗試探索人要如何理解自己的遭遇。當熟悉的世界失去了秩序，人們只能替眼前的一切尋找某種說法，才能不被混亂吞噬。於是，「說故事」不只是消磨時間的慰藉，我們告訴自己的故事，將成為面對未知、理解處境，也左右人們該如何行動的動力來源。 本來就活在世界邊緣 　　《荒島男孩》裡的捕鳥隊，不是突然掉入了異世界。赫塔島本身就是土地貧瘠而氣候嚴酷的地方，岩石島嶼上甚至沒有樹木。海鳥是島民賴以為生的資源，鳥身上所有的部分幾乎都有用，鳥肉可以食用，油脂用以照明，各種跌打損傷也都能用油脂塗抹治療，羽毛能賣出好價錢。 　　因此，男孩們早就懂得一般荒島故事裡主角必須重新學習的事情。他們身手敏捷，能夠攀爬幾近垂直的岩壁；繩索、煮鍋、火種盒與靴子等資源，是重要的財產，他們也懂得如何使用；無論大人小孩，均熟悉捕殺、處理與保存海鳥的方法。不管是否自願，能夠隨成年人前往戰士岩，表示他們能夠工作賺錢、貼補家用，也是逐漸進入成年世界的必經過程。 　　然而候鳥離去之後，高超的捕鳥技巧沒有用武之地；原本只是幾個星期的停留，他們也不真的有捱過冬季的心理準備。計算時日，本該是能依靠的盼頭，遲來的船隻卻留下了冗長的空白，滋生了懷疑與恐懼，身體要抵抗飢餓、營養不良或寄生蟲的問題，心理健康也搖搖欲墜。 如果這是世界末日 　　船還是沒有出現，向來虔敬的孩子尤恩宣稱自己看見了世界末日的異象：外面的世界已經毀滅，人們都已被天使帶走，只剩戰士岩上的他們遭到遺棄。 　　這個說法，很快被凱恩渲染成「必須消化的可怕事實」。末日的邏輯，賦予了未知與混亂某種可以想像的形狀。原先在赫塔島上，凱恩不過是教堂裡的司事，受雇來挖墳，目不識丁，當然也...

⚠️ 本文含劇情關鍵內容，請斟酌閱讀。 　　人不是孤立存在的個體。我們置身於家庭、工作、權力與情感構成的關係網絡；一個人的存在，也在被他人回應與記憶的過程中獲得意義。如此說來，當一個人的姓名與過去都遭到抹除，失去的便不只是法律上的身分，也包括被理解的可能。 　　高野和明的《平交道的幽靈》始於平交道鬧鬼的傳聞。然而，徘徊不去的亡靈也是一個身分上的幽靈：殺人凶手雖已落網，案件卻在受害者姓名無人知曉的情況下結案。直到半夜一點零三分響起的電話，傳來一具遭受極大痛苦的身體所壓抑的哭泣，記者松田才開始認真循線追查。 　　松田試圖找出無名受害者的身分，也逐步揭開命案背後的真相。然而，即使法律責任得以釐清，仍未必能回答她生前究竟遭遇過什麼，又為什麼在瀕死之際不去求救，反而執拗地走向平交道。 看見不存在的人 　　小說的楔子從一個古怪現象開始。深夜列車行經下北澤三號平交道，已放下柵欄的軌道中央，竟出現悠悠晃動的人影。司機緊急煞車，列車滑行一段距離才終於停下；然而，當司機與站務人員下車查看，現場卻空無一人。 　　這一幕建立了故事最初的心理暗示：司機是否只是看錯了？模糊的物體是否受到傳聞與恐懼影響，才被意識補充成了人形？所謂心靈照片與靈異影片，究竟是亡者留下的痕跡，還是觀看者先入為主，才從雜訊中辨認出人的輪廓？ 　　「看見卻無法確認」，也是無名女子的處境。她確實存在過，生命的軌跡卻無人費心追索。照片中漂浮、模糊而殘缺的半身，不只是視覺上的不完整，也對應她身分上的殘缺。她只能以折斷樹枝般的怪響、驟然襲來的惡寒與鬼影幢幢的人形震懾生者，卻無法說出自己是誰。 被死亡留下的記者 　　承接調查的松田原是一名社會線記者，熟悉業界競爭，也擅長採訪與查證。然而妻子病逝後，他開始懷疑過往那種不斷追逐新聞、賣命工作的生活。直到妻子離開，他才意識到自己將大半人生交給工作，卻沒有充分陪伴最重要的人。 　　他從一線退下，轉而受聘於非主流的女性雜誌，不過是勉強維持生活。起初，他並未將平交道的靈異企劃放在心上。松田雖不願承認，但他對幽靈的懷疑其實並不全然理性，畢竟如果死亡之後真的還有某種存在，愛妻為什麼從未回來？松田的人生卡關在未能充分陪伴妻子的悔恨中，追查幽靈，也迫使他重新面對自己與死亡的關係。 她最後想去的地方 　　一般推理小說最重要的問題，通常是「誰殺了她」。然而，《平交道的幽靈》透過亡靈的反覆顯現，提出...

　　「我做過一個實驗，我們兩個的溝通方式除了冰箱上交代事項的便利貼，你可以有多久不看我、不碰我，不問我今天過得好不好？63天。最高紀錄63天。」 　　上了一整天的班，回到家迎面而來：散落的雜物、吃完的餐盒、油垢結塊堆積在水槽的碗盤、和一袋袋沒有倒的垃圾。換作是誰都提不起勁。 　　陳立璇（蘇慧倫飾）忙著把家裡的混亂撫平，拿著大包小包的垃圾出門追垃圾車，而時機總是差那麼一點，沒有追上。此時老公周可傑（張孝全飾）已經出門狂歡慶祝生日，和他的兄弟韓其森（姚淳耀飾）和王永貴（黃迪揚飾）一起喝得爛醉，他們甚至嬉皮笑臉地問你什麼時候一起來玩，男人們不理解「一袋垃圾」有什麼好生氣。好友Terry（謝盈萱飾）在派對上透過麥克風大喊：「女人的心都是死在小事上！」戲謔的箴言為婚姻生活裡平凡的一天下了精準註解。 　　從哪一刻開始變成這樣？ 　　年輕的周可傑（朱軒洋飾）和陳立璇（蒲禾菲飾）形影不離，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周可傑真正的生日只有立璇知道，而立璇看向周可傑的目光總是比好朋友再多一點。 　　舞台上的可傑，是樂團「馬子狗」的主唱兼吉他手，魅力四射的表演風靡全場，投懷送抱的女子絡繹不絕，讓他從來不需要認真處理一段關係，身邊的風景遞嬗，彷彿只是大自然。這樣的可傑，卻為了立璇躊躇猶豫，輾轉難眠，第一次鼓起勇氣真誠面對自己的心：「跟你在一起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決定，所以我絕對不能搞砸。」 　　終於，好朋友成為了女朋友，最親密的共同體。那些難以言說的，總能以「我可以跟我的好朋友陳立璇說說話嗎？」作為完美的橋樑，推進二人的感情。這讓我想到《我可能不會愛你》程又青跟李大仁，也以「好朋友」作為關係的潤滑劑。然而時常召喚「好朋友」的人，往往是比較關注自己的人，藉著「好朋友」索取忠誠的理解和陪伴，確保「男女朋友」的不穩定性不會損害自己擁有的愛。 　　關係的角力繼續，但生活的考驗從不會等人準備好才出現。 　　王永貴（年輕：裴子齊飾）提出要回家繼承家業，必須退團，馬子狗面臨解散；韓其森不滿經紀公司的「轉型」憤而退出，只剩下必須養家的周可傑「單飛」。 　　十幾年過去，王永貴成為了跨國CEO，韓森經營自己的居酒屋，當年最風光的周可傑成為了乏人問津的過氣藝人。而他的婚姻，也只剩冰箱上的待辦便利貼。 　　處理頹敗的中年處境大不易，對觀眾而言，生活處處是妥協與煎熬，物傷其類，實在不想再看向另一種悲慘。然而導演嚴藝文掌握劇...

　　就從一個詞彙開始。寫著「bondmaid」的紙卡，從分類桌的末端飄蕩而下，落在艾絲玫的洋裝布摺間。小說從年幼艾絲玫的敘事視角啟動，揭開了詞典編纂工程的權力結構，詞彙的定義如何定於一尊、是否有收錄的價值，皆取決坐在分類桌旁的男性編輯的判斷。 　　艾絲玫的父親說，詞語會隨時間改變讀音、拼法乃至意義，它們有自己的歷史。照理來說，詞典編輯應忠誠紀錄，詞頻、用法，都反映了那個時代樣貌的一隅。然而，在詞典編輯的現場，艾絲玫察覺若某個詞太過粗俗，令人不愉快，或是被判定不重要，就很可能被捨棄，排除也是「抑制使用率」的手段。顯而易見地，篩選經常很主觀，無論有心或無意。 　　艾絲玫偷偷收起了「bondmaid」的紙卡，裝進了行李箱，塞進了床底。從那一刻起，她開始模模糊糊的朝向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詞彙收集方向。《失落詞詞典》是關於19世紀牛津詞典編纂過程的歷史小說，琵璞．威廉斯（Pip Williams）實際處理的問題是，語言的價值由誰來定義，詞彙與歷史的運作又有怎麼樣的關係。隨著詞典誕生，我們見證看似學術的分類桌，總是充滿了權力運作。 　　故事軸線十分迷人，我們跟隨艾絲玫的腳步，從直覺地抓住火焰中關於母親的詞彙，撿起分類桌邊緣滑落的詞卡，維護被視為不入流的基層女性的語言，到最終給予那些被看不起的人生一席之地，不肯讓她們被歷史遺忘。 沒被寫下來，就等於不存在？ 　　艾絲玫的父親解釋詞彙的收錄標準，委實讓人坐立難安。即便口語詞彙再普及，只要沒有普遍出現在文章裡，就進不了詞典。市井小民的話不夠資格，狄更斯的胡謅卻能登大雅之堂。表面似乎合理，因為詞典需要書面證據，然而被知名作家或大部頭作品網羅的字句，往往更為「雅緻」，也讓那些用法比較容易留下書面紀錄，獲得「值得引用」的資格。 　　內在邏輯昭然若揭，窮人、市集裡的人、做工的人、女人的話語不存在上流社會，便會逐步淡出時代印象。即便它極為偶爾的被寫下來了，也可能因為那只是一份小報，只是技術手冊或藥罐上的說明，不夠重要而被剔除。可以這麼說，詞典因此總有缺失，引文來源的匱缺，正好反映學術標準確實受到階級與性別偏見所蒙蔽的事實。 　　艾絲玫的行李箱因此顯得格外重要。她藉由家中女僕莉茲，以及莉茲帶她看見的有梅寶與如梅寶這樣屬於「市場裡的女人」所存在的世界，還有從那些角落所蒐集來的紙卡，承載的是活生生的歷史。宰魚、裁布、販售花卉的女人，當然還有尋常人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