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哪裡出去？
「會走到絕望之境，是因為拒絕擁有各種體驗。」語出芙蘭納莉．歐康納。歐康納的小說總帶著殘酷與壓抑，闔上小說，實在必須為桐野夏生運用這句引言的巧妙，以及撰寫《OUT》的深度而熱烈叫好。
書名「OUT」啟人疑竇，是要從哪裡「出去」？《OUT》始於一樁主婦殺人事件。暴力的死亡必然使原先的生活脫軌，然而在故事的象徵層次上，不妨將之視為對女性的「正常人生」概念的全面檢討。前所未有的體驗，打破了所謂正常的生活。執行家務的空間有了新的用途，生命的變數促使自我也長出另一種模樣，終於觸發一場出走，擺脫被定義的局限。
桐野夏生透過在便當工廠排夜班的四個角色，呈現了幾種有概括意義的女性典型，香取雅子、山本彌生、吾妻良江與城之內邦子，既具普遍性卻又是鮮明獨特的個體，小說家塑造形象的功力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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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Amazon）
深夜的便當工廠：去人性化的生產線
必須指出，背景設定突出社會現象的寫法非常有力。夜班被摒除在一般人的正常作息之外，兼差性質表示她們還有家庭要兼顧。便當工廠固定的生產作業極度非人化，除了必須維持鮮食的寒冷環境，工作量也很驚人，她們往往必須持續站立工作至少五小時。若要完成兩千個咖哩便當，攤平方形飯糰、淋上咖喱醬、切炸雞、把雞塊鋪在咖哩上等等，每個人只負責組裝其中一個部件。
一方面，無盡的生產線流程使她們即使內急也必須等待，必須很有耐性互相幫忙才不會累垮；另一方面，即便投入的勞動成本換不到足以翻身的社會資本，但瑣碎工作有勞有逸，小小場域裡亦存在想靠小聰明取得簡單工作的權力角力。必須互助展現了女性在逆境中驚人的韌性，悲哀的是生產線那種合作型態與女性情誼無關，深夜的兼差高壓又低薪，但處在社會邊緣的這些弱勢女性必須支撐壓榨她們的系統才能苟延殘喘。
彌生的困局：自欺的幻夢
山本彌生的外觀最有魅力。她從小鄉鎮來到大城市，與丈夫健司育有兩個孩子，組成了看似最為標準的家庭。健司本是家庭主要經濟來源，逐漸沉溺於酒家與賭博，將財產揮霍殆盡，甚至動手毆打妻子。彌生的殺夫是受到貶抑之後的直接爆發的衝動犯罪，然而殺人案雖是風暴核心，彌生卻始終渴望回到那份不世故的純真之中。
沒有親手收拾血肉模糊的現場，分屍的罪疚感被外包給雅子等人，留下的只有模糊的痛快。當彌生在面對惡魔佐竹派來的女性鄰居滲透進家門、代為照顧小孩時，仍執著於那份虛假的正常生活感。彌生的困局在於她拒絕正視犯罪的真實性，這種幾乎是刻意的幼稚使她即便在被佐竹威脅、奪走了全部的保險金後，仍不願向同伴坦白，不想坐實家庭主婦對人情的無知，即使她並非不知刻意的隱瞞可能會讓其他人身陷險境。這脫離現實的恍惚，顯示了她無法澈底思考自身處境，更遑論綜觀全局。
雅子的覺醒：這只是一份「工作」
死亡是不可挽回的，伸出援手、負責分屍的香取雅子，是小說最重要的角色。雅子的處境體現空間與權力的對抗：在家中，她的丈夫良樹蜷縮在那個整齊拒絕任何肉體氣息的房間裡，以冷暴力的精神退縮來閹割自己身為丈夫的角色；而兒子伸樹曾被霸凌，無法適應學校後，在家幾乎不說話，工地打工鍛鍊出結實的肉體，沉默地鄙夷一切，與母親形同陌路。
雅子的夜間工作，與其他人貼補家用的動機不同，她本有其專業，然而先前的一段人生的女性在職場的不公平待遇，令她深感挫敗；但被迫回到家庭，那發出強烈噪音的死寂，更是透明的阻隔。
雅子為什麼要幫助彌生，接下處理健司屍體的任務？我想，雅子如何認知「工作」是理解的關鍵，從不義的變相裁員到夜間產線，工作行為與其意義性發生了斷裂。屍體可以說是被物質化了的男性權威，分屍只是單純的工作，破碎的屍塊裝袋也就成了客觀意義的垃圾，不再受心理因素評價與影響。或許比起便當工廠毫無技術性的生產線運作，這在白天游刃肯綮的拆解還實現了更多她的能耐，既然工作與個人的成就感無關，同樣的邏輯自然也去除了行為的道德意義。
在現實的狀態裡，雅子為家人煮晚餐是貌合神離的家庭能維持表象的理由，準備一頓晚餐證明了家的存在。問題是儘管家人之間關係日漸疏遠，對主婦卻仍要求善盡職責，並認為這一切都理所當然。此刻，雅子停止了為家人煮飯的義務，拿起了廚房的刀，在浴室分屍。家庭勞動是無償的，雅子接下工作之始也不出於報償，後來收錢只是為了讓共犯安心。她將原本服務於家庭的技術，用於毀屍滅跡，極端的分屍被視為有發展為事業的潛力，女性的家務卻只是職責所在，更凸顯了原先理所當然的事根本不合理。
良江的自尊：這是「家」嗎？
緊隨雅子身後的是「師傅」吾妻良江。良江在工廠控制整條生產線，只要有她，便當產線就能順利而有效率，她被譽為「師傅」。「絕對不能少了自己。」是她秉著驕傲與自尊賣力工作的精神依託，掩飾了底層女性被勞動義務榨乾的本質，讓她忘卻沒有人會幫忙她的事實。良江回到家依然無法休息，家庭，即是她一把年紀還要前往有深夜加給的工廠工作的理由。
她獨力承擔照顧癱瘓婆婆的重擔。即便丈夫已死，那份婆媳間的壓迫與照護的枷鎖仍如影隨形。家庭完全憑恃她才能運轉，但所有的人都習以為常，沒有誰發自內心感謝她的付出。
良江彷彿是轉變的世界裡，不上不下的一根螺絲。對比於出走的大女兒任意丟下或帶走孫子並偷走她的贓款，以及小女兒的謊言與無止盡的索求，良江背負上一代期許女性理當的堅毅，在追求自我的這一代她又是古板得格格不入。良江之所以協助分屍，完全是受到金錢壓力役使，恐懼、盲目，但不得不如此。良江最終點燃的那場大火，是她對這份照護枷鎖、女性在社會與家庭體系困境的絕望反擊，她燒掉的不只是房子，更是那份壓榨她一生的、名為「家」的廢墟。
平庸的邦子：消費主義的祭品
最後加入這場共謀的是城之內邦子，她的平庸與頑劣是把劇情推向危機的關鍵，她的可悲難以讓人憐憫，也或許和她佔據了本我聽從慾望而不加思辨的黑暗位置有關，她的行徑反映了你我心中的貪婪與怯懦，很容易忽視她置身於對女性工作者不友善、甚至剝奪機會的社會結構，並且作為消費主義洪流下的犧牲品的事實。
邦子代表了被債務與虛榮綑綁的平庸，她那無用的同居人吵架後捲款而逃，正反映了邦子一直以來試圖依附男性、透過購買名牌來換取認同的空虛。邦子的存在成了團體中最脆弱的缺口，她對金錢的渴望讓她最容易被佐竹引誘。最終，邦子的死是血腥的警示，依附男性的舊有邏輯下，女性也不可能找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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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失語的男性與男性暴力
桐野夏生的觀察與筆鋒銳利之處，正在於運用了男男女女的角色，顯示了結構的壓抑是無所不在，且不分性別。彌生的丈夫之所以無限上綱地膨脹慾望，與社會對男性的成功形象的吹捧有關。無法融入的男性不少，雅子的丈夫直接閹割了慾望，邦子的同居人選擇逃逸。良江的家庭，從婆婆的態度可以知道，即便是丈夫還未過世以前，他也是無聲的，更何況是死亡代表的永遠缺席。
與此同時，巴西混血兒和雄則作為另一個對照，他雖然平和，卻過分天真，因為身分而在日本社會中失語，人情方面也顯得駑鈍，與良江一樣是被邊緣化的勞動者。十文字是投機主義者，對他而言最省力的是策略聯盟，找出裂縫、將犯罪商業化，只需作為掮客獲益，是明擺著的剝削心態。
佐竹是極端惡意的代表，以他犯下的罪具象了父權社會病態的觀看方式、對女性的控制方式。他的快感與殺死那些強勢、有能力的女性同時發生，面對純真的安娜反而性無能。他擔任工廠的夜間警衛一事，則反映了安全要求成為以保護之名帶來的漏洞，賦予的權勢位置便於佐竹從內部掠奪，明目張膽地躲在暗處，監視著這群女性、他的甕中之鱉。
敘事方式的切換：廢棄工廠裡的對決
當雅子與佐竹在廢棄工廠這片法律無法抵達的真空地帶展開對決時，劇情達到了最高峰。佐竹與雅子互為鏡像，他們都是化外之人。
先前的段落中，桐野夏生運用各個角色的內心視角來推動時間。對決的這一段，卻選擇分別從佐竹與雅子的角度進行了重複的書寫。當我們先閱讀佐竹的視野所見，讓雅子被暴力擺佈，甚至在廢棄工廠裡像一塊肉一樣被丟上了便當的生產線，但沒有預期到的驟然轉變的敘事方式，我們又立刻以雅子的眼睛，重新觀看剛剛發生的事，於是必然能捕捉到當敘事主體改變，認知外在事實有根本差異。
佐竹推論出分屍案真相，是因為他與雅子同等冷酷。如果他們作為邪惡的雙生子，或許雅子是最能夠欣賞佐竹的力量與慾望的人。當雅子在生死一線間用那把為了分屍而買的解剖刀重創佐竹時，她心中甚至升起了一種不希望他死去的矛盾，那是在那一瞬，佐竹是這世上唯一真正看見且承接了她所有黑暗面的人，於是他們彼此竟在靈魂深處有了共鳴。桐野夏生一開始也讓雅子在這樣高溫致使的迷惘遊走在佐竹先前所活躍的歌舞伎町裡，甚至想找個酷似佐竹的男人。
但，雅子最後選擇拒絕這個念頭，那不是她想要的自由，在現實胼手胝足才創造出來現在的她，不願意回歸那個系統，當雅子不再是誰的妻子、不再承擔誰的期待、甚至不再必須作為佐竹的對手時，她終於終結了那種遲滯與絕望。
走向荒野：殘酷的救贖與絕對的主體
這場跨越界線的旅程，從身體到物質碎片，翻轉了權力關係，而那受到消毒殺菌而粗糙不堪的雙手，深植於身體的痕跡，對照最後落入雅子手中的金錢，暗示經濟獨立的必要性。而最終，是這條通往荒野的路徑。
這條通往荒野的路徑，正如歐康納所展現的那種殘酷救贖。歐康納常運用死亡迫使小說人物面對現實。桐野夏生循著相同路徑，逼迫角色與讀者直視現實困局，沒有比分屍的設計與描述更極端的表現手法了。突發的暴力雖然令人恐懼顫慄，卻也讓雅子再也無法逃避平庸生活的慢性自殺。在這種無法逃脫的震撼中，雅子在支離破碎的屍塊與廢棄工廠的黑暗裡，意外地見證了某種冷冽的恩典：那是一種剝離了所有社會標籤後，唯有透過極端體驗才能抵達的、真實生命的覺醒。
生命座標重整，在那片廣大的、無法被命名的荒原中，女性終於不再是任何人的第二性，那裡只有法律外的孤寂與未知的恐怖，但她也因此奪回了定義自我、追尋她所渴望的自由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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