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和之小說《當太陽墜毀在哈因沙山》，背景是一場發生在戰後初期的真實空難。故事聚焦三位來自不同背景的小人物（漢人潘明坤、日本警察城戶八十八，以及布農少年海朔兒），他們在歷史縫隙交會，勾勒一段錯綜複雜的時代經驗。
小說的開端，是戰敗後在台灣的日本人舉行了「昇神之儀」，將神社裡的神明請回天上，隨後焚燒本殿。這樣的告別儀式是對政權更替、身分轉變的回應，也是對一段歷史終結的有意安排，既保留了形式上的尊嚴，也默默承認了震撼的斷裂。
類似的場景早在日治初期也曾出現，當時日本警察將數百尊台灣民間信仰的神像集中焚毀，媽祖婆、上帝公、元帥爺等無一倖免。這種粗暴的手段固然是殖民統治的一環，但信仰作為人立身處世的核心，並未就此消失。有人冒險藏匿神像，也有人如明坤，選擇將祖先牌位埋入防空洞。可以說這是一種文化保存，但或許更準確的說法是，這是人在無法控制的時代裡，努力維持內在秩序的方式。
《當太陽墜毀在哈因沙山》取材自二戰末期的三叉山墜機事件，拼貼戰後初期台灣社會族群交錯的剖面圖。那是一段政權轉換未明、體制更替尚未完成的過渡時期。一架自沖繩起飛、載有獲釋戰俘的軍機（清算者號）墜毀於台灣中央山脈南段三叉山東北方，機上人員全數罹難。日方接獲美方請求後組成搜救隊，卻在進入山區過程遭遇第二場颱風侵襲，造成二十六名搜救人員殉職。參與者橫跨布農族、阿美族、卑南族、平埔族、漢人與日本人，使這場悲劇成為一次跨國與跨族群的共同災難。
小說不是單純複述這起事件，而是把重心放在描繪上山救援的人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這裡，這場既偶然又命定的相遇，也展現了彼此文化、語言、信仰之間的差異與張力。歷史不只是由戰爭與政權書寫，也同樣深植那些小人物的生命經驗，複雜多元的側面構成了一個豐富而動人的故事。
小說開篇描寫昇神儀式，象徵日本神明的撤離；同時，被壓抑多年的台灣本土信仰逐漸現身，重新回到人們的生活中心。這場精神秩序的交替，正映照時代更迭下人們內在的動盪與重組。角色們或依賴宗教儀式來安撫內在的失序，或將信仰作為尋找歸屬與身分的根據。
小說透過交錯的敘事視角，描寫日本人、布農族與漢人三方之間的摩擦與誤解。其中一幕尤為深刻：日本警察試圖將布農族人的遺體帶回，卻觸犯了布農族視橫死之人為禁忌的文化（不應移動遺體否則會帶回惡靈）。「善意」的行動卻正好顯示文化差異與世界觀的落差。這件事並無對錯可言，然而非常有力地指出許多衝突來自於缺乏對他者的真正理解。
漢人潘明坤的故事線展現出一個在殖民體制中掙扎求存的中介人物。他的家庭不完整，父親積極配合皇民化政策，繼父卻毫無存在感。明坤渴望被看見、被接納，於是選擇攀附商會，甚至娶冥妻以換取位置與認同。然而，他的女兒卻因營養不良夭折，象徵著他努力建構的秩序終究無法承載生命的重量。
小說中最細膩的情感交織與飛馳的想像，應是嘉雄與海朔兒的情誼。身為殖民者之子的嘉雄與布農少年海朔兒在山中相識，他們的夢想、困惑與孤獨在山林間產生了短暫卻真摯的共鳴。海朔兒渴望飛翔，不僅是對天空的嚮往，也象徵著超越命定與重力的心靈自由；而嘉雄則被自身的身分桎梏所困，對於這份親近也感到迷惘。這段跨越族群與語言的友情，像一道微光穿越歷史濃霧，照見了人與人之間仍可建立的連結。
朱和之讓宗教經驗穿梭於不同角色之間，不論是漢人、日本人，還是原住民族，信仰始終構成了他們行動的一部分。神明或靈也在交會的歷史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推動了對生命價值的追求，也回應了對時代變化的感知。
當世界混亂崩塌時，人們還能從哪裡找回自己的位置？小說中的人物，不一定能改變什麼，然而經歷戰爭與變動的時局，也許正是他們對生命意義的疑問與追求，構成了不同族群之間某種共享的尊嚴，而這份尊嚴，也正是安撫傷痛、讓哀慟得以被理解的起點。
（本文同步刊登於桃園電子報副刊）
（圖片來源：傅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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