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是一面扭曲的鏡子，觀看者的臉必然隨之歪扭。然而，若觀者從未意識到眼前的倒影本身已受到結構性的扭曲，那麼映在鏡中的貪婪、嫉妒、懦弱與自欺——他們能夠辨認嗎？還是會把那張變形的臉，錯認為自己本來的模樣？而那些隱約察覺了鏡子有所偏斜的人，卻也未必因此得救，覺察帶來的或許只是更清醒的痛苦，或者更自覺的妥協：既然無力打碎它，索性學會歪折自己，讓那張變形的臉看起來合理？
桐野夏生《異常》的小說背景，包含了一樁真實的殺人案件，這樁案件被稱為「東電OL殺人事件」。受害者是一名女性，任職東京電力，案發後，媒體大篇幅聚焦她的「雙重生活」：白天在企業擔任管理職，夜晚則在澀谷街頭從事性交易。那些報導多半停留在揭人隱私、滿足群眾獵奇心理的表象上。桐野夏生選擇的切入角度截然不同，應該可以說，她更在乎的是揭露形塑此般生命形態的社會結構本身是如何專斷、無情，又難以脫逃。
文字的迷宮：不可靠敘事者
《異常》的敘事，主要由「姊姊」所推動。章節穿插已遇害的妹妹百合子的手記、犯人張哲鍾的自白書，以及同學佐藤和惠的日記。每一份文字，嘗試捕捉當下的內心，以及往日的軌跡，或迎合想像的讀者，或想要合理化作為，甚至試圖有所隱瞞。如此懇切，卻又昧於一隅、各有偏執，致使所謂的「真相」不過是主觀的各方所合力鋪展的迷宮。
敘事者「姊姊」沒有名字，但有一個傾訴的對象。「您或許早已知道，百合子兩年前就死了，是被殺害的。」「您問我恨不恨凶手？不，我和家父一樣，對真相毫不在乎。」桐野夏生採用了虛擬聽眾的技巧，可以滿足坦誠相見的直覺，也可以是有效的心理操控。
娓娓道來的姊姊，主導了談話的方向，看似袒露，實則代為發問並給予答案。無論讀者對東電OL案是否熟悉，「您」是對讀者好奇心的挑釁，「您」的存在讓敘事變得像一場私下的對話，讀者不知不覺被拉進姊姊的視角，開始以她的眼睛觀看世界，卻往往渾然未覺已被她不可靠的敘述所滲透。姊姊掌握敘事的主導權，她決定告訴「您」什麼、隱瞞什麼、以什麼順序揭露，讀者連反應的空間都被壓縮了。
有趣的是，這位姊姊，始終沒有名字。她是「百合子的姊姊」，在她看來，百合子是個怪物，因百合子擁有「美得令人恐懼的美貌」。相較之下，姊姊極度平凡，她更認為百合子所遭遇的一切不幸，就來自於她外表的原罪。姊姊的話語之中總是透著壓抑，命運不公帶來的苦澀從她口中吐出變成了憤懣與輕佻。然而正是透過這雙充滿偏執與嫉妒的眼睛，桐野夏生帶領讀者照見一個以外表定義人的價值的世界。
在這個世界裡，鏡子無所不在，此般絕對的觀看方式，與人的價值感緊密相關。社會投射在女性身上的凝視，是一面在擬像時代裡不斷複製「正確外表」的扭曲之鏡。姊姊與妹妹百合子的命運分歧，在她看來，從同為混血兒，容貌卻截然不同的那一刻就已注定，置身於高壓社會框架之下，她得要盡全力維持自尊，也難怪她的語氣如此冰冷刻薄而善於自我辯護。
姊姊之所以要不斷貶抑百合子與和惠，是因為在極度崇尚美貌、階級與正確出身的環境中，她始終無法獲得社會定義的「正常幸福」，因此只能透過詮釋他人的失敗來穩固自己的存在感。
這種敘事的扭曲，讓讀者意識到一件殘酷的事：即便是第一人稱的「真心話」，也不盡然是真相。防衛機制與自我洗腦可以說是一體兩面，站在制度性的凝視與評判前，個體早已學會以某種對外展示的自我形象來取代真實的自己。
美貌的牢籠：難以脫逃的詛咒
百合子是本書最難以被簡單定義的存在。她擁有壓倒性的美貌，乍看或許悅人眼目，然而在奉一致性為圭臬的日本社會，那完美的容貌成了「異物」。相對於平庸的父母、姊妹與周遭之人，她使得被撩撥的慾望有了代罪羔羊，指向她的那些「毛骨悚然」或「驚世駭俗」的修辭，受注視的命運，其實反映了習於物化女性的社會，甚至將之化身為危險的代名詞。
所謂危險的女性，古今中外都是同一個邏輯的產物。妲己、褒姒，傾國傾城，彷彿家國的覆滅皆因她們而起；真正縱慾無度、不擇手段的那些國君，反而隱身在這些敘事之後。百合子被描述成怪物或禍源，但那些修辭、那些投向她的驚懼目光，照見的是觀看者自身難以馴服的慾望，也是社會對女性的根本消費與剝削。
當然，與此同時，美貌的缺席同樣是一種刑罰。姊姊作為「平凡」的那一個，終其一生活在妹妹美貌的陰影之下。那個讓她永遠「次一等」的結構，將美作為貨幣，不管是失去主體還是失去尊嚴，都在社會的齒輪底下相互折磨，並維持了這個體系穩固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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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與夜間的斷裂：機會的剝奪與補償
佐藤和惠是一個相信「努力必有回報」的女性。她的父親用近乎宗教性的熱情向她灌輸公正世界的概念，她也的確以驚人的意志力實現了，考上名門學校，進入一流企業，成為那個時代少數闖入高層的職業女性。
打從學生時代，她就盡全力想融入不屬於她的世界。不同於世襲的階級，直升的血統，有時因為過分用力而顯得可鄙，像是在長襪上刺名牌標誌想以假亂真，少女的惶惑讓她輕易被話語所擺佈。即便她盡力表演，最終踏進的工作領域仍把她視為外人，女性在職場再傑出也無法打破的玻璃天花板，新進的女職員更為年輕貌美，想代替父親扛起家計的沉重疲累，在在都消耗她的自我價值感。
我不想把夜晚的她視為白天的墮落。白天的體系，對她的身體與勞動是極為輕蔑的定價，而在夜晚的系統裡，她幾乎是以自我毀滅的方式搶回了標價的主動權。在把女性身體當作商品的社會裡，她做自己的掮客，而不是裝作那個交換不存在，她在夜晚的系統裡尋求補償。桐野夏生想質問的，恐怕與道德選擇無關，而是要迫使我們直視讓和惠只剩下這種選擇的社會所存在的問題。
社會的慢性病與心靈的脆弱性
和惠被稱為「異常」，百合子因混血身分被視為「異物」，而犯人張哲鍾以外來移民的身分在日本社會中失語。主流社會把這些歪曲變形的人摒除，將悲劇歸因於個人，不必回頭檢視充滿排外、歧視與剝削的遊戲規則，於是「正常」能安然延續，「制度」得以倖免。
張哲鍾的存在是帶來毀滅的罪犯，卻也帶著自身的傷痕與偏執，他的犯罪並不使他成為小說「惡」的核心，反而是最終毀壞的事實之必然。真正的「異常」是什麼？百合子之子，生得絕美卻看不見，但他卻也即將理解這個資本能為他帶來的好處。
沒有名字的姊姊，那些話語使得書中的每一個角色都成為了她的一部分，正是因為充滿惡意與憎恨，才能苟活於世。那所濃縮了日本階級社會的Q女高、那個製造了透明天花板的公司、那個用美貌定義與統治一切價值的社會，它們才是這場慢性病最深層的病灶。
和惠的賣春日記，紀錄了她荒腔走板的舉止，卻藏著渴愛的心願，和張的互動，是兩個被社會放逐的人，在邊緣的處境中隱約認出了彼此。沒有名字的姊姊，在故事的最後也走向了和惠曾走過的那條夜路，她背負了那些憎恨與混亂，突然想起了和惠日記的記載，竟模仿起了和惠的話語，學著討一點溫柔。可惜這個世界對她們如此吝嗇，她們索求的，從來不是什麼宏大的東西。
桐野夏生並不美化和惠或百合子，不把她們塑造成清白的受害者，而是把她們的傷口、她們的惡意、她們的矛盾與她們的失敗一併攤開，要讀者正視：她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那個世界就是如此，病人卻從來不知道自己生了病。鏡子仍然掛在那裡，繼續扭曲每一張靠近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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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傅淑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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