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從一個詞彙開始。寫著「bondmaid」的紙卡，從分類桌的末端飄蕩而下，落在艾絲玫的洋裝布摺間。小說從年幼艾絲玫的敘事視角啟動，揭開了詞典編纂工程的權力結構，詞彙的定義如何定於一尊、是否有收錄的價值，皆取決坐在分類桌旁的男性編輯的判斷。
艾絲玫的父親說，詞語會隨時間改變讀音、拼法乃至意義，它們有自己的歷史。照理來說，詞典編輯應忠誠紀錄，詞頻、用法，都反映了那個時代樣貌的一隅。然而，在詞典編輯的現場，艾絲玫察覺若某個詞太過粗俗，令人不愉快，或是被判定不重要，就很可能被捨棄，排除也是「抑制使用率」的手段。顯而易見地，篩選經常很主觀，無論有心或無意。
艾絲玫偷偷收起了「bondmaid」的紙卡，裝進了行李箱，塞進了床底。從那一刻起，她開始模模糊糊的朝向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詞彙收集方向。《失落詞詞典》是關於19世紀牛津詞典編纂過程的歷史小說，琵璞．威廉斯（Pip Williams）實際處理的問題是，語言的價值由誰來定義，詞彙與歷史的運作又有怎麼樣的關係。隨著詞典誕生，我們見證看似學術的分類桌，總是充滿了權力運作。
故事軸線十分迷人，我們跟隨艾絲玫的腳步，從直覺地抓住火焰中關於母親的詞彙，撿起分類桌邊緣滑落的詞卡，維護被視為不入流的基層女性的語言，到最終給予那些被看不起的人生一席之地，不肯讓她們被歷史遺忘。
沒被寫下來，就等於不存在？
艾絲玫的父親解釋詞彙的收錄標準，委實讓人坐立難安。即便口語詞彙再普及，只要沒有普遍出現在文章裡，就進不了詞典。市井小民的話不夠資格，狄更斯的胡謅卻能登大雅之堂。表面似乎合理，因為詞典需要書面證據，然而被知名作家或大部頭作品網羅的字句，往往更為「雅緻」，也讓那些用法比較容易留下書面紀錄，獲得「值得引用」的資格。
內在邏輯昭然若揭，窮人、市集裡的人、做工的人、女人的話語不存在上流社會，便會逐步淡出時代印象。即便它極為偶爾的被寫下來了，也可能因為那只是一份小報，只是技術手冊或藥罐上的說明，不夠重要而被剔除。可以這麼說，詞典因此總有缺失，引文來源的匱缺，正好反映學術標準確實受到階級與性別偏見所蒙蔽的事實。
艾絲玫的行李箱因此顯得格外重要。她藉由家中女僕莉茲，以及莉茲帶她看見的有梅寶與如梅寶這樣屬於「市場裡的女人」所存在的世界，還有從那些角落所蒐集來的紙卡，承載的是活生生的歷史。宰魚、裁布、販售花卉的女人，當然還有尋常人的母親，以及為了爭取權益不惜受傷的運動者，她們也用自己的詞語理解世界，描述身體、表達憤怒與快樂。
記錄既是價值篩選，那便從來都不中立。若艾絲玫不把這些詞寫下來，它們就會消失——不在紙上、不被看見，往往就被當成不存在。那麼《失落詞詞典》的執念，就是想盡辦法保存邊邊角角的詞彙。躲在用帽針針尖在內側歪斜刻出「失落詞詞典」的那個行李箱，落在桌底、躲在書架後的陰影的紙卡，暫時遺失或遭到忽略，但它們等待現身的時機。
語言的性別政治
語言問題與女性處境緊密相關。許多用來定義女性的詞，幾乎都在描述女性與他人的關係，而不是女性本身。「處女」、「妻子」、「母親」這些看似溫和的詞，都在向世界說明一個女人是否屬於某個男人、是否生育，並藉此定義「她」是否符合社會期待。至於「妓女」、「罵街潑婦」之類的詞，更直接帶有審判與控制的意味。
於是艾絲玫忍不住質問：這些詞有沒有真正對應的男性詞彙？「處女」的男性對應詞是什麼？「太太」、「妓女」、「潑婦」的男性對應詞又是什麼？這些問題揭露了語言本身如何替社會秩序服務。
小說對「sisterhood」一詞的處理尤其值得注意。在正式出版的分冊裡，這個字主要指修女之間的情誼；若用來指一群有共同目標的女性，反而常帶有負面意味。婦女參政運動在小說中並不是單純的時代背景，而是語言問題的延伸。女性結盟，爭取發聲、走上街頭，要求公民投票權應一視同仁，這樣的行動也是在爭取定義自己的權利。
延伸閱讀：語言問題與處境緊密相關
詞語作為記憶保存
「我打掃，我幫忙煮飯，我生火。我做的一切都會被吃掉或弄髒或燒掉──到最後根本沒有東西能證明我曾經在這裡。」莉茲這樣說著，我認為這句話確實是對女性勞動的深刻註解。女人做了太多維持生活運轉的事，但總是被視為理所當然。
所以當莉茲說她的針線活會一直在，其他時刻則感覺自己像馬上就要被風吹散的蒲公英，我感到心痛，「永久」與「價值感」是如此難以企及。她對自己的刺繡、針線活的看重，是因為那是賦予自我價值感來抵抗消失的方法。循此理解艾絲玫保存詞語的意義，也像是在替這些女人縫補歷史。她把那些本來會散失的聲音收進行李箱裡，讓它們因為被珍惜而獲得了存在。
「話語是我們復活的工具」，回應了艾絲玫想搶下代表母親的詞彙而被燒傷留下怪模怪樣疤痕與古怪觸感的手，也有了意義更深遠的解讀。被書寫下來的小人物就會被記得，亡者在語言中重獲生命。艾絲玫一開始以為，只要救回「lily」這個詞，就能保存母親的一部分；後來她才明白，每一個被她寫下的詞，其實都保存著某個人或某段關係，用力地刻下了某種痛苦或渴望。
詞語是符號，也是無可限量的記憶容器。它們承載意義，以及多元的使用者的身分與處境，那些不應該輕易消逝的生命痕跡。
戰爭、身體與不能被抹去的痛苦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段落，如何答覆「誰有資格定義詞語」這個大哉問，凸顯了艾絲玫與艾絲玫所做的事是真正與眾不同。艾絲玫面對「war」這個詞時，意識到它不能只被男人在戰壕中的死亡、榮耀與犧牲所定義。戰爭同樣發生在女人身上，失去親人、被迫流離、遭受性暴力、承擔照護與等待，這些經驗也應該成為「war」的一部分。
這裡也回應了前面關於某些被排除的詞語的討論。有些詞令人不愉快，甚至讓人希望它們根本不該存在。艾絲玫面對某些關於女性受苦的詞時，也曾感到抗拒，覺得它們太可怕又太不堪了，那樣的用法不該存在、不該被紀錄，出自於它們所揭開的真實世界慘不忍聞。然而，拒絕記錄這些詞，並不會讓痛苦消失；相反地，那可能只會讓受苦者的經驗再一次被消音。
所以艾絲玫最後選擇「重新書寫」，這也是她與兒時所見的分類桌旁的男性編輯最大的差異。她明白自己沒有資格刪掉「war」對那些比利時女人的意義。戰爭不只是前線的槍聲與壕溝，也包括前線背後那些被迫承受暴力的身體。當她把那些可怕的句子寫下來，紀錄真實痛苦，也拒絕讓痛苦被男性英雄敘事覆蓋。
延伸閱讀：用她們的一生編織一封長信
詞彙有打造世界的力量
「有些詞彙不光是印在紙上的字母，妳不覺得嗎？⋯⋯它們有形狀和質地，就像子彈充滿能量，當妳賦予這樣的詞氣息，它銳利的邊緣會擦過妳的嘴唇。在對的情境下，講出這些詞非常痛快。」貼近肉身經驗的語言想像，也透過艾絲玫的一生演繹，把詞典編纂、女性成長、階級差異、婦女參政與戰爭創傷慢慢編織在一起。艾絲玫與父親、莉茲、教母伊迪絲・湯普森（蒂塔）的關係，都讓這些議題具體落在人與人的牽絆之中。
父親那句「大詞典是一本史書」，既像是對女兒的安慰，也承認了詞典本身的侷限。史書不是永恆真理，而是某個時代的人對世界的理解；既然時代會變，詞語的意義也必然會改變。越是接近詞典，越發現定義並不能真正固定世界，下愈多定義，反而愈明白自己懂得的愈少，那不正是一種真正的謙卑嗎？
艾絲玫真正感受到愛的輪廓，也是這本小說裡面所提到的能給出的最浪漫的禮物——這些失落的詞彙終於被排成了鉛字。艾絲玫把那些看似終將被人遺忘的女人的名字與詞語藏進行李箱裡，而她所愛的人，也知道如何用正確的方式來愛她。一個詞進入詞典，字母循序排列，也就使那些普通人的生命被世界所承認，再也不被遺落。
語言從來不只是語言。納入詞典與否，是暫時擁有定義世界的權力。艾絲玫、《失落詞詞典》，那些從桌下、廢紙簍、廚房、市集和女人口中被撿回來的詞，證明了世界永遠比權威願意承認的更加遼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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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Rakuten K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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